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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选文章 ( 第 110期 第 1篇文章 2005-10-20 刊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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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透视】 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
     ——斯诺的建议与中国的现实


  G20会议16日落幕后,人们预期的美国将向中国就人民币汇率施压的局面并未出现,美国财长斯诺给出的“六字真言”却被中国媒体广为报道,那就是“少储蓄,多消费”,以启动市场需求。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看了为之气结:难道我们竟然就笨到连这点简单道理也不知道,竟需要外人来指点?近七八年以来,哪年我们没向政府建议,让老百姓减少储蓄,提高消费。难道真是远来的洋和尚念的才是真经?

笔者倒真是想为中国经济学界打抱不平:自从十余年前中国城乡居民储蓄超过35,000亿以来,政府智囊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们都齐齐将眼睛盯住老百姓的钱包,都想将那点钱抠出来,启动内需,重振疲软已久的市场。谁都明白,一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是极其危险的事情,更何况目前中国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了37%。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80%,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启动内需才是经济发展的长远之计。

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将老百姓腰包里的几个钱抠出来,中国不断在启动各种“改革”,将原本是政府欠老百姓的福利变成改革对象――这里必须解释一句,中国人的工资在改革以前及80年代都比较低,那是因为这工资只包含生活费,比如吃饭、简单的衣着与生活用品,举凡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的费用,都不在工资里,而是作为单位福利分配给职工,这也等于是政府欠下老百姓的。计划经济下的高积累就是这么来的。一旦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都成了“改革”对象,老百姓就不得不拿钱再次“购买”,这就产生了两个效应:

一是中国老百姓囊中的钱在这些“改革”中逐渐消耗掉。对于自身的消费,中国老百姓历来就克勤克俭,于是近些年来,不少人有病不敢看,因病致贫的家庭每个地方都能抓住一大把。住房差些也无所谓,只有子女教育不敢马虎。而中国政府自1999年以来推出“教育产业化”政策,使高等教育收费每年以30%的速度上涨,于是中国一个中等收入家庭都需要倾囊而出,才能勉强支付一个子女的大学学费。穷人的孩子因无钱上学而绝望自杀、家长因无法支付子女学费自杀的新闻每年都见诸报端。最后“教育产业化”成了只有教育利益集团受益而举国痛诟的改革。在巨大的道德压力之下,原来向政府献“教育产业化”之策的经济学家汤敏,从去年开始要向外界努力辩解他并非“教育产业化之父”。

第二个效应是民众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产生危机感,加大储蓄比例。这些年来,为了弄清中国老百姓为什么爱储蓄,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直辖市的城调队经常调查,但所有调查结果都惊人地雷同:储蓄的第一位目的是子女的教育费用,为应付本人的养老、医疗等不时之需均排位靠后。这种情况下,除了高等学府与医院,哪还有什么种类的消费能够将老百姓口袋里那几个可怜的钱掏出来?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占人口80%以上的普通老百姓口袋里到底有多少钱?最新数据表明,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已达13.37万亿,按13亿人口计算,几乎是人均一万元。面对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存款,来自喜好提前消费的美国的斯诺,自然觉得中国老百姓应该多消费,少存款。但问题在于,这些巨额存款中又有多少真正属于升斗小民?

凡研究中国经济的人都对下列数字耳熟能详:中国的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平等,按照最新的调查数据,最高收入组占有的金融资产为66.4%,最低收入组只占1.3%,二者的比例为51:1。而实力最雄厚的最高收入组的消费早就已经是奢华级的,其子女留学费用的巨额支出流往它国,与本国内需无关。

中国老百姓并非守财奴,有了钱谁都想过好日子。目前这种尽量压缩即期消费加大储蓄的理财模式,完全是时势所迫。这种情况下,中国媒体再广为宣传斯诺的六字真言,也无法让老百姓“多消费、少储蓄”,以“启动内需”。

  何清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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