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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选文章 ( 第 290期 第 3篇文章 2009-4-30 刊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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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周年】 “六四”入狱者的苦难

  武文建,北京市燕山化工厂工人。学潮时,曾去天安门广场帮助学生维持秩序。6月4日清晨,他去天安门看实况,见戒严部队的士兵握铁棍追打北京市民,迎过去论理,背上挨了一棍,幸腿快熟悉地形,钻胡同得以逃脱。接着,他与市民护送一位被戒严部队打得奄奄一息的青年去医院。

  武文建回家后,找了件体恤衫,用毛笔写上:“还我民主!还我自由!”在燕化厂区游走,逢人便说城里情况,被人们推上货车演说,高喊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罢工!罢市!反对镇压!”

  大搜捕时,武文建躲到河北老家奶奶家。武的父亲误信公安局长“只要找出你儿子,一定宽大处理”的话,告以武的下落。警察去河北把他抓回。武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7年,1995年出狱,现居北京,以画画为生。

  武文建表示:有人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这种话对高级写字楼里的白领丽人们也许有浪漫的诱惑力,但对“六四暴徒”来说,他们的“苦难资本”已经丰富得令他们绝望——青春岁月在监狱里度过,出狱后在这个连大学毕业生都不太好找工作的社会里,为了活下去而四处飘荡。“六四”入狱的“暴徒”大多如此。

  武文建说,在一起劳改的“六四暴徒”中,除1989年两位年已70的老人已去世外,还有3位年轻人:路洪泽在监狱突发脑溢血而死,陆小军和赵永革都曾保外就医,后收监死在狱中。陆小军家庭经济情况很不好,长期的营养不良也是造成他各种疾病扩散的原因之一。赵永革入狱前就有糖尿病,在里面时已达4个加号。在北京二监的“暴徒”大多是判10年至无期、死缓的,所以这些人都不怕生病,甚至许多人故意往自己身上找病加病,其目的是想保外就医。

  “六四暴徒”中得重病生活特别困难的有一位叫刘玉生,他家住崇文区板厂胡同,大家都叫他“板厂”。前几年,有人对我说,“板厂”现在够惨的,小脑给摘除了,走路时跑偏,也就是说“板厂”要是走在胡同里,开始时走在左侧,走一段后无意识地就到了右侧。刘玉生的父母好象都过世,靠弟弟养活。他入狱时应超不过25岁。

  “暴徒”刑满后,由于社会家庭的歧视再次入狱者处境更糟。2007年底,武文建曾给廖亦武介绍刘艺(化名)作访谈。刘艺释放一段时间后又判4年。访谈时已50岁的刘艺眼泪不断,听得武大哭,极度悲伤。连见识过许多悲伤故事的廖亦武后来对武说,刘艺说自己的经历时,他的心是一惊一惊的。

  还有一个狱友叫顾连众,因6月4日那天在马路边的人群中议论戒严部队,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7年。入狱前他是工人,五大三粗,纯纯粹粹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本分之人。顾进监狱不久,他老婆弃他而去,对老顾打击很大,落泪多次。后来听说顾连众又进去了,说是因放火判了10年。去年底向人打听详情,他们都说,顾连众哪是点房子啊,就是跟家里人闹矛盾把楼道的一个破沙发给点了,没着多大就让邻居给熄灭了,顾的家人给举报了。

  一次,某记者问武文建,在监狱里给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武说:人都有七情六欲,在监狱里挨打、干活等其实不是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由于漫长的刑期给家庭带来了负担,导致与家人亲情的疏远……

  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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