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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

杨茂东,你好! 见字如面! 我对你的情况有大致的了解。我非常理解在这种极端的处境下你的绝食抗争,同时我也非常担心你的身体,担心你的生命安危,因此我和孩子们出外为你做了一些呼吁,见了不同的人。 有很多老师们、朋友们让我转达他们对你的问候,大家都很关心你的身体状况,对你的绝食抗议表达理解。你的要求也很合理,因为发生在你身上的人权问题,其根源还是政治制度问题。在这种制度下,政治犯的待遇最差。改善关押的所有的政治犯的待遇,这一点当局是能够做得到的事。这已经是很低的要求。 如果当局对的处境有改善,你认为最基本的必须的关押条件有改善,请你综合各种情况,考虑停止绝食,以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再作其他讨论。...
“将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私有财产等公民基本权利的决定权划归独立的司法系统已经是宪政国家的常识,它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保护基本人权,降低维权成本,建立政府执政为民的公信力,为执政者寻求稳定的合法性基础。”这必然能为我国的现代刑事司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政治不会对最高法院产生影响。在描述一个大法官如何裁判一起疑难复杂、备受关注的大案时,‘政治化’不是一个恰当的形容词,‘意识形态’更不合适。法官之间的分歧,还是用方法论的差异或司法理念的不同来描述更好一些。最高法院不是‘政治性法院’……”
巴维特教授关于宪法权利的结性视角,展示了一幅更为严肃的宪政图景:充满内在张力的结构性条款,以及不再为满足个人私欲要求而是追求规范政府权力的权利条款。这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些长期被视为“个人”之物的宪法权利的公共价值—规范政府权力、促进民主政治、营造公共空间,以及培养真正的现代公民。
既然法官就职时宣誓忠于宪法,就应该承担起维护宪法的责任。而判断一部法律是否违反宪法,不应该交由行政和立法部门,而应是联邦各级法院的职责。
维权人士 郭飞雄(杨茂东) 的妻子 张青 致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注郭飞雄案,并对先后关押郭飞雄的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和广东省阳春监狱侵犯人权事件进行调查。此前,郭飞雄的姐姐 杨茂平 在微信圈发出到监狱探望郭飞雄情况的帖文,详细讲述了郭飞雄健康状况恶化的情况。 张青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公开信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我是中国公民郭飞雄(本名杨茂东)的妻子张青。我今天写信强烈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注郭飞雄这起严重的人权被侵犯案件。 郭飞雄是法律工作者和作家,是中国维权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多年来从事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的活动。他参与了多起维权活动,比如,...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今天在人权理事会第31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指责“西方国家以人权、人道为幌子推行新干涉主义”。他还警告人权理事会不要被用作“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的工具,以免重蹈其前身、信誉扫地的人权委员会的覆辙。(见于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官方网页 ) 中国的指责是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紧急关注后作出的。继上周12国政府罕见地联合发表的声明后,国际人权联盟和中国人权今天发出一份 非政府组织的声明 ,要求关注自2015年以来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12国政府的 联合声明 由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哈珀大使宣读,代表美国、爱尔兰、英国、澳大利亚、德国、荷兰、...
2015年12月3日,维权人士 郭飞雄 向广州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认为天河区法院对他的判决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依法要求重审此案,改判他无罪。此前,天河区法院于11月27日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两项罪名,判处郭飞雄有期徒刑6年。 郭飞雄上诉书的主要论点是: 法院未能证明 2013 年 1 月 7 日至 9 日他在南方报业大门外举行的声援南方周末的街头集会活动“导致现场秩序严重混乱” 。郭飞雄在上诉书中写:“这一切,都有法庭上所放映的他的演讲录影、秘密员警即国保的数段录影和演讲现场斜对面的即时交通视频直接为证。” 袁兵、袁小华的证言,是二人遭受刑讯逼供和殴打折磨情况下被迫作出的...
今天,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开庭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两罪合并,判处中国著名的活跃人士 郭飞雄 (本名 杨茂东 )6年有期徒刑;而后一项罪名是在庭审前新增加上去的。 与郭飞雄同案的 孙德胜 ,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两年半;而 刘远东 案则单独审理,其案曾于2014 年 1 月开庭审理,直到今日才做宣判,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其有期徒刑3年。 法院给郭飞雄新加的罪名,是在庭审前才向郭的两位律师李金星和张磊宣布的。对此,两位律师感到震惊和愤怒,张磊律师说:“他们要给郭飞雄直接增加一个‘寻衅滋事’罪名。我出离愤怒了!太黑暗了!装模做样听取律师意见,却又不让律师发表意见,...
11月18日,在联合国此次审议中国遵守《禁止酷刑公约 》情况的第二天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以其惯用的娴熟方式来回应禁止酷刑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专家提出的具体问题:列出长长的、文不对题的统计数据;列举官方的法律法规;在描述实际做法时大而化之、笼而统之,没有衡量进展情况的标准或基准;并强调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以此作为其信息不全或制止酷刑措施不够的借口。此外,中国采取一个新的手法是强调文化差异,将其法律中缺乏对酷刑的全面定义归结为中文的“酷刑”难于与公约中内容广泛的酷刑的概念相一致。 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多次作出不合情理、有损于其信誉的回答。举例如下: 单独关押不是一种处罚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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