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紧锣密鼓地准备召开之际，前央视记者柴静，以她曾是资深传媒工作者、深谙舆论运作的优势，以一个雾霾调查纪录片的问世，掀起了全国性的对环境污染的讨论热潮，导致了今年全国“两会”话题就此被“劫持”。

“互联网时代的公民调查”

时隔一年，柴静自掏腰包100万拍摄纪录片，带着《穹顶之下》的视频一复出，就一石激起千层浪。该片推出当天，就在优酷网获得600万次播放量，24小时全网播放量近亿次。片中“说实话我不是多怕死，我是不想这么活”等句子，也迅速成为网上热词。柴静为观众讲解了在过去的一年中，她所“看见”的一切，客观地抨击了体制问题带来的严重危害，拷问了中国环境污染的责任归属。她以自己的独特民间视角，记录了“北京模式”自信背后，其实是环保立法和执法的种种无奈。

原《焦点访谈》主编庄永志将柴静的这次行动看作“互联网时代的公民调查”，“她居于调查的动员，将引发新一轮的、更广泛的从立法完善到公共政策调整再到公民个人作为的治霾行动。”

需要舆论进一步挖掘的隐情

本来柴静已不是央视记者，按照当局的规矩，可谓非法采访。独立纪录片其实就是地下纪录片。记得去年宋庄独立电影节，就是因其非官方性质而被强行叫停。诡秘的是，柴静此次“非法”成果，居然能在人民网发布，并迅即在国内各大门户网站重点推介。在当今中国的高强度维稳框架内，所有展示公民责任与维权努力的民间尝试，都很难有乐观的前景。特别是在当下网络“严管”情势下，能推出如此“互联网时代的公民调查”敏感话题，不能不引发各种猜测。据悉，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现任国际节能环保协会会长；而刚刚才换了个环境部长，柴静的雾霾纪录片就成功传播，而且各主流媒体都出面站台，其中是否有权力斗争背景，也为舆论不解。由此可见，这一事件的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的一大问号，其背后一定会有需要舆论进一步挖掘的隐情。

《穹顶之下》出世的正面意义

无论《穹顶之下》背景如何，引发多少纷争，柴静毕竟以民间视角，唤起了新一轮关注环境污染的公愤。因为，中国目前社会抗议增长最快的议题，就是环境问题。今日中国，许多城市雾霾锁城已成“新常态”。对此，钟南山院士曾在央视上惊呼“大气污染比非典可怕得多”，“从更长远地考虑，对人体造成更大的危害还在后头”。新华网2013年1月31日披露：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承认政府腐败造成全国十面霾伏。对民众来说，面对如此环境污染也早已忍无可忍，不少网民都在“拍砖”：“在中国特色中连喝西北风都要中毒了”；更不乏理性人士开始反思制度之害。眼下，中国大陆如此挥之不去的雾霾阴影，已经成为民众街头巷尾抨击“GDP政府”的政治话题。联合国开发署多年前就发布报告称，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2.3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世界银行的中国污染报告称，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由于空气污染而早亡。记得曾在德国举行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上，有关气候与温室气体减排的话题，正是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双重角度，对中国“发展就是硬道理”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如今，柴静《穹顶之下》的正面意义，正在于当此全国“两会”之际，再次动员了社交媒体上的各种力量，让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共同引爆了这枚以“雾霾”为引线的“北京发展模式”炸弹。这不仅是一场来自民间社会的舆论倒逼，更是对每一个公民意识与责任的一次召唤。

官方从新闻站台走向舆论控制

中共当局一直试图在掩盖“政治谜底”的前提下，推动“环境治理”。而《穹顶之下》毕竟没有触及中共权力不受约束和被“中国特色”扭曲的发展观才是最大的污染源这个命题，所以能被中共主流媒体出面站台。然而，柴静纪录片的传世，却无法回避民间舆论指向政体问题。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认为：“柴静提出的问题早就存在，但她选择了十分聪明和专业的方式并获得成功。现在有人把它往技术上引，其实它是个政治问题，所以在中国又是个无解的问题。”正是由于柴静的《穹顶之下》不可避免地引爆了人们对“北京模式”的争议与思考，才导致了当局的恐慌陡起，立场紧急转向。3月1日晚上，中共宣传部紧急发出通知：“各家注意关于柴静《穹顶之下》所有相关各类报道、评论、访谈等内容，请于21时前一律从网站双首页、客户端等撤下。”并“要求各媒体不得对‘穹顶之下’进行炒作，要做好网上舆论调控。”至此，有关《穹顶之下》视频均不让上传评论：“当前视频暂不支持评论。”这表明中共当局对《穹顶之下》因其不可避免地撞击了“北京模式”，终于从新闻站台，走向舆论控制。

再次给“北京模式”敲响丧钟

当今中国史无前例、影响全国范围的雾霾之祸力证，“中国发展模式”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涌现，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进一步恶化。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却伴随着政府以“发展就是硬道理”应对合法性危机和权贵利益集团的疯狂掠夺与贪婪，仅用了30多年就显现出来。50多年来，中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7%，产生的污染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倍。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雾霾表征的环境危机，已经到了极其严峻的预警时代。

柴静雾霾纪录片再次给“中国模式”敲响丧钟。其实，现代化国家转型就是视环境、资源和所有公共物品一样，要通过三种治理方案：其一，通过产权明晰让所有资源都有明确的主人，这就是个制度问题；其二，通过权力责任与制衡，来杜绝对公有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消耗，这也是个制度问题；其三，通过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来实现对公共物品的自主治理，这还是个制度问题。因而，中国目前所爆发的环境危机，说到底就是“坏死的制度”问题。然而，当今中国由于拒绝宪政变革，基础性的产权制度至今未能明晰，不论是环境资源，还是国有资产，都因产权所有者的实际缺位，而陷入贪婪使用与难以遏制的流失。在许多地方，正是中共特权把持的国有大型企业成为无法监督、难以根除的污染大户。与此同时，由于公权力不民主，政府权力缺乏监督，常常为市场力量所收买，或是畸形的政绩激励着GDP主义兴盛。更有甚者，政府自己渎职失守，还打压、限制民间环保力量的自治空间，使民间的环保努力，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此可见，今天《穹顶之下》撞击“北京模式”的客观后果就在于：它力证了当今中共引以自夸的所谓“三自信”的“特色”加“主义”的经济高速，恰恰不是什么最大的“辉煌业绩”，而是最大的执政败绩。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2期  2015年3月6日—2015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