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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

《中国人权双周刊》是由中国人权编辑出版的中文网络刊物,由原先的《人与人权》月刊和《华夏电子报》周刊合并而成。本刊宗旨是为中国的人权进步呐喊,普及人权理念,介绍国际人权法律知识,扩大公民社会空间,促进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为更有效使用资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从第181期起并入中国人权主网页。我们将继续遵循本刊宗旨,一如既往地为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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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中国人权双周刊》请访问: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

文章 376 — 450 (2430)
我和其他抗争者为当日公民抗命而身系狱中,但我们没有因此忘记自己对和平、非暴力的直接行动的信念。送中恶法一旦通过,香港倒退的程度定必比现时更坏。非暴力直接行动,绝对不能保证拉倒恶法,但可以鼓励士气,继而增加民间的议价筹码,为运动创造更多空间。
三十年转眼过去,但对于香港人,中共当年以军队血腥铲平一场民主运动确是忘也忘不了。历史过去了却并未成空,悲壮的民运已走出1989年的历史原点。三十年来,香港人不但从不间断为六四努力不懈守住真相,更活出那年那月那地那些热爱自由民主者的诚心挚意。
6月9日,百万港人大游行,“撑自由,反恶法”,气壮山河。“送中条例”是要修补一个所谓“漏洞”,这其实是当年设计香港“一国两制”时特意留下的一道“防火墙”。它是将香港法治与大陆法制隔绝开来的一个制度安排,体现“一国两制”的精神。将这一制度安排贬为“漏洞”,显示出今日中共、港府别有用心
六四民主运动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已经沦为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极权国家,并运用种种最新科技来摧毁人民的言论与行动的自由。对于源远流长的文明中国和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不能容忍的奇耻大辱。我们今天纪念六四,便是为了彻底消灭这一耻辱。
六四过去已经30年了,「六四」还没有成为历史。六四大屠杀的后果,不仅使共产党丧失了人民的信任,而且在人民心中普遍种下了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种子。
岁月匆匆,自1978年与明湖在崇文机修分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的信息。没想到多年后再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已经于25年前在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洒下了鲜血并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为正义而献身,他走的如此匆忙,他又走的如此坚强。
六·四的血腥寒了学子们的心,洗亮了学子们的眼睛。一个其太上皇声称要将民众“杀他二十万”来换取“安定二十年”的无能政府,再也激不起我们的报效热情。好几位大学同学都认定若有能力就留在美国工作生活。一年多后,孩儿诞生,我们的人生轨迹也就此改变了。
这些伤员大部分是小腿中弹的,小部分是大腿中弹的,后来的统计共有十八个伤员,经过X光照片发现大部分是粉碎性骨折,而且三分之二是开花弹,子弹碎片实在太多了,几十上百片,根本无法取出,只好进行清创处理。
“六四”的枪声打碎了人们对中共能够顺应民意推进政治改革的热切期望。赵紫阳的下台和对这次运动的严厉镇压,标志着刚刚起步的政治改革毁于一旦。屠杀翌日,芝加哥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国学生大游行。我的一个朋友突然振臂高呼,退出中国共产党,没想到竟有几十人响应,当下成立了一个退党委员会。
北京的六月四日晚,电台已没有正常广播。午夜开始,中央广播电台干脆放起了《国际歌》。我两眼含着泪,大声跟着唱了很久。那一天是我的生日。从那以后,我决定不再过我自己的生日。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四日应该是国殇日。
最初,这项营救内地民运人士的计划一直被称为“地下通道”。司徒华的解释来自曹植的一首诗《野田黄雀行》。这首诗讲一只黄雀,被人捉去,但一个少年救了他,最后两句是“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魏凤和以国防部长身份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毫无疑问来自官方授意。这番发言表明中国已经完全放弃与国际接轨、改变自身适应国际主流的方针,人权、民主这类话语对其不再有任何约束力。中国已经再度跌入黑暗时代,这种黑暗不仅会吞噬中国人,还危及时刻处在大陆威胁下的台湾。
中国再怎么经济改革,再怎么经济发达,你不讲真话,你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你仍然不是一个文明社会,仍然还是一个愚昧的社会。你这么个国家,再弄得冠冕堂皇,房子再造得漂亮,吃的东西再好,但是大家都不能讲真话,那是什么人。没有说话的自由,永远进入不了文明社会的行列。
对今日的中国威胁,老布什是难辞其咎第一人。当年老布什对中共,尤其是对邓小平的残暴罪行太姑息了,这个道义上的重大错误是很难为之辩护的。因为邓小平做的太过分了,以至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权都为之蒙羞,成为冷战意外终结的重要因素。
习近平肯定六四屠杀,也继承了当年邓小平屠杀人民的罪恶,习近平要打通中共建政的前后三十年,也打通了前后三十年的罪恶。为此所有的罪恶都由他来承担,一个也不能少。由此,习近平将以中共建设政以来最为罪大恶极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年是89年“六四”屠城惨案三十周年。这对我们难属群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三十年了,我们期望来自于政府有诚意的就屠城惨案的道歉,至今未果。“六四”惨案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永远的伤痕。我想,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六四”惨案终将会在中国得到公道、公平正义的那一天。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让我们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在那会儿,这个党所有的外衣脱落在地,毫无隐藏。没有任何书籍、电影或者博物馆,能够让人看得如此清晰。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六四是五分之一世界的历史转折点。是一个朝向可怕的方向的转折。
所谓中国模式,所谓中国奇迹,就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无非是权势者在专制铁腕的保护下的公开抢劫,这样的改革越深入,权势者越不愿、也越不敢实行政治改革。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中国当局一直将“六四”研究视为禁区,导致研究“六四”历史举步维艰。吴仁华说,他希望为“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留下完整的历史档案,让日后人们再回顾反思时有迹可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必须有历史的记忆,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它是悲哀的民族。”
1989年那场民主运动轰轰烈烈的场面和血腥屠杀的场面,是中老年以上的那几代人难以忘却的记忆。和平演变,当然是我们的最高理想。但是没有暴力斗争的严重后果作对照,人家凭什么让你把他们的特权演变掉呢?没有以命相搏的决心,流氓暴徒们会向人民让步吗?和平演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没有不付出代价的和平演变。
当局极度怕六四躲六四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因为“事已做绝”,且做得很无耻,故而心亏得慌,“何以对天下”(李锐语)。干坏事的人心亏得慌,决定了无论他们多么处心积虑地掩盖真相、抹去记忆,把六四弄得似乎从未发生过一样,正义的历史法庭也必将会呜锣升堂,标志历史转捩点的历史大审判也必将会到来,虽然现在还未到来。
开枪——杀人/杀人——开枪/和平请愿与手无寸铁/拄拐的白发与扯着衣襟的小手/决不能说服刽子手/枪筒打红了/双手染红了/眼睛烧红了/一粒子弹/一股浑浊的宣泄/一次犯罪/一种英雄的壮举
大屠杀将中国拨上自毁之道,政治上一路走到又一个“王朝末日”,山河污臭、社会腐败,虽然于无声处发聩之言不绝,而民众“岁静”不醒,中华民族不是“向何处去”,而是毫无出路。有人说,不会再有下一个“三十周年”了,所以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尊严,都在临终时刻。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六四已经成为尘封的记忆。而“天安门母亲”却从来没有停止抗争。她们要求中国政府平反六四,但是她们的声音如此微弱,多年来,他们的遗孀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独自把孩子养大。希望“能为三十年前在北京殉难的那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点上一枝蜡烛,也为他们的亲人送去一份慰藉。”
江林当时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中校,她目睹了那场大屠杀,还看到了众将领如何徒劳地劝说中国领导人不要用军队镇压亲民主抗议者。那之后,当局把抗议者关进监狱,抹去杀戮的记忆,她虽只字不提,却一直受着良心的谴责。
参与六四烛光集会人士眼泛泪光(美国之音汤惠芸拍摄) “六四”30年来第一本记录“六四抗暴者”群体的新书《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出版。该书的编者是旅居澳洲的民运人士孙立勇,由美国劳改基金会赞助,明镜出版社出版。 “六四抗暴者”指被当局冠以“六四暴徒”的群体。他们在89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后,以及“六四”镇压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各种形式对当局的镇压进行抗议的人,多为普通市民。 该书作者孙立勇表示,“六四抗暴者”是1989年民运和六四镇压中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他们被判的刑期最重,关押出狱后遭遇最惨,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 他举例当年19岁的赵庆,...
之前中共不是邓小平一个人说话算数的。在“六四”以后确实是邓小平说了算,标志是陈云的一句话:我们这个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头子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一开枪,共产党在老百姓心中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为了保全这个党,陈云承认邓小平这个头子。
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无疑是六四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全副武装的军队和坦克镇压了手无寸铁的民众之时,醒目的人权大灾难刺痛了人类正义的目光,也唤醒了国内外的良知。一旦统治者动用暴力,其权威便随之丧失。六四大屠杀导致中共统治的道义合法性基本丧失。
中共绑架中国,精英整体投降,西方输诚利益。香港女子蔡淑芳的努力,或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六四”把她淬砺成一个“革命者”——她已经忘我,她不再是一个私人的蔡淑芳。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六四”的活碑。
“六四”过去多年了,我作为“六四”事件的见证人之一,当时的情景现在想起来仍然是历历在目,惊心动魄。许多人和我一样,从小从教科书上学到的是只有国民党和日本军队会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人民解放军绝不会向人民开枪,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天真的想法将使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通过六四屠城,通过对党政军内民主改革派的清洗,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进程,看来变得遥遥无期了!邓小平用枪和坦克扼杀了这场要民主要自由、反特权反腐败的全民抗争,事实上是为隐蔽的和公开的贪腐滥权打开了闸门。
中国公民社会一直处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下,民间的抗争也会比以前更加艰难。中国的抗争者面临极大困难,所以他们尤其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跟支持,否则的话,中国政治专制只会越来越强,中国也会越来越变成对全球自由民主的威胁。
从中共历史来看,他们是从来不相信双赢结局的。他们的目的是消灭对手,当他们没有这个实力的时候,他们会利用谈判作为手段,尽量避免对自己不利的结局立即出现。当他们认为暂时的让步有利于稳住阵脚,或许会作出一些让步,但一旦缓过气来,一定会撕毁协议,并且通过加倍的反扑压制对手。
作为诗人的刘霞比作为诗人的刘晓波更优秀。刘霞写过很多首送给刘晓波的诗,第一首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给晓波》,最后一段是:“也可能此时正有神话诞生/然而阳光太刺眼/使我无法看到它。”那时,刘霞是广场上一名普通的参与者,她远远眺望在广场中心的刘晓波,却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就此紧紧相连。
六四血腥镇压已经过去30年,许多往事已经淡忘了,但6月4日当天亲历的两个杀人场面却一直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现在把它写出来,以纪念六四国殇日——中国现代史上那个令人心悸的日子。
这几日是“49年以后仅有的、短暂的新闻自由的盛大节日”,与之前新闻界发起对话有直接关系。他说,“政治领导人做了姿态,各个媒体从业人员也通过这个信号抓到机会,加以充分利用。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突破。”
记者是担当报导真相、传承历史的角色,对于亲历的六四的真相,更责无旁贷。梁慧珉在协和医院看到推着一叠叠的尸体,其中一位年青学生,颈上穿了一个大洞,仍然紧握拳头,双眼睁着,彷佛在诉说他死不甘心,那影像深刻烙印在梁慧珉脑里,三十年仍然不能释怀。
不要因为多数人跪着,就要弯下自己的膝盖;不要因为同情有危险,就要走向违背良知的方向;不要让利益遮盖我们的眼睛,不要因为无法改变而同流合污。如果不能山呼海啸,那我们就只需等待。总有那么一天,貌似强大的会倒下,貌似永恒的会湮灭。你看历史饶过谁。
六四,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公共事件,事关无辜者的冤魂和正义的伸张、民族的历史真相和未来前途,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可能永远沉默下去,必须对此有一个公开交代,交代来得越早越好。
今天下午看到的临沂监狱录制的视频中,全璋容颜苍老、神情呆滞、反应迟钝。他说话的时候,眼神飘忽,上一句话说完,下一句话要想上半天才磕磕巴巴说出来。这让我想起了当年被释放回家的李和平、李春富两位律师!我的心在滴血,我的心在嘶吼!
习近平的出尔反尔激怒了川普和美国,大忽悠的棋局就此打住。北京立刻显出了色厉内荏的本色。对川普来说,对中共的全面强硬政策得到几乎全民和两党的支持。小习继续他有尊严的谈判,让中国经济继续崩溃下去。那就只能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官逼官反,官也不得不反了。
读曹旭云先生自传体《爱尔镇书生》,见证一个学人为真理上下求索,重现上世纪80年代惊涛骇浪,让人唏嘘,感人泪流。人生分三大段:体制抗争,八九参与,商海搏击。贯穿其中主线是追求自由,所作抉择彰显风骨与操守。
三十年后回头来看,后果的严重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本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现在真看不到和平转型的希望了,而非和平转型付出的代价将会非常大。习现在表面上权力无边,他兼了所有领导小组的组长,实际上说明他已经是孤家寡人。所有的人都作壁上观,看着他耍单。
习近平以惯于说漂亮话著称,不点名地批评他国。现实中的“党专政文明”与“民间文明”发生了冲突对抗,结果以“党专政文明”将“民间文明”扼杀在血泊之中而告结束。习近平还是先努力做好中国自身的“文明”对话为好,不要把自己的国家弄成鸦雀无声的一片死寂之地。
中国和美国在贸易协议的执行机制上「基本达成一致」。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得到他们最想要的东西了。就这点而言,中国没有输,输的是美国。至于美国鹰派代表和中国自由派所期望的改变中国的经济运作方式,知情人说,「那将永远不会发生」。
美中两国贸易战会打多久,关键因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习近平在最高权位上能撑多久。习近平不仅把自己的生死押上,也把党国的生死押上,这不仅对美中贸易关系,而且对整个美中关系乃至到它所影响到的全球格局,都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六四不是过去的噩梦,而是一系列现实的存在:一个大“天安门事件”和其后千千万万个“小天安门事件”的总和。中国人民的集体维权行动,几乎没有不遭国家暴力镇压的。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信仰权、言论权、集会结社权和游行示威权都被党国没收了。
中美双方均认可谈判破而不裂,虽难还要继续。协议难成,纵成也只是一个战役的进退,打打谈谈,边打边谈可能成为常态。持续地观察、冷静地分析,中国反对派做好自己的事情。
支持“六·四”学生民主运动中的普通市民、工人、职员、农民、甚至还有像我这样的民警,他们并不是“暴徒”,相反是名副其实的抗暴者。这是一份记忆,是一份良知,是一份对正义的追求,也是一份对残暴中共政权的客观记录。真理是需要不断重申的: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帮助他们就是在救赎自己。
抗暴者们群体性的自卫行动主要发生在整个六·四运动从戒严到屠杀过程中,集中在北京地区。北京市民的六·四抗暴壮举第一次以法律档案的形式得以历历在目的记载。正是这些普通人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沉默的绝大多数。如果他们被发动起来普遍地参与反共的民主运动,那中共的末日就真的来临了。
中国政府正在为如何度过今年的几个时间节,他们似乎真的在担心其中的任何一个日子都可能成为共产党政权的忌日,最近采取的歇斯底里的行动充分表明了他们内心的恐惧,他们已经恐惧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谭松一直在权力高压下坚持揭露历史真相的调查写作,克服重重困难,为此付出失去工作、甚至坐牢的沉重代价,但他始终没有后悔和退缩过,显示出一个良心作家的情操,其成果已获得广泛的认可。
人类的全部经济史表明,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在效率上优于政府高度管控的统制经济,民主虽然不能当饭吃,但可以促进人们挣饭吃,而且可以有效地补足人们权利的缺失。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虽然不能当饭吃,但可以防止人们大量地饿死。
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先知都是死于误解,死于孤独。但哈耶克却有幸在其有生之年,亲眼见到了自己主张的辉煌胜利。“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恰恰是犯了哈氏所指山的滥用理性和知识的狂妄症,竟会赞同专制,蔑视个人自由。我们提倡认真读一读哈耶克的著作,尤其是他的政治哲学著作,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王朝循环有四大根源:第一,国家政治制度中始终保留着最高权力不可分割和不可转让的因素;第二是军队隶属于个人;第三是政治权力是取得财富的工具;第四是长期的专制统治,使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观念难于萌发和成长。
长期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民主与科学已成为五四精神的代名词,但是深入历史细节和后世学者的研究,不难发现,五四的精神内涵是“个人主义”。与其说五四倡导民主,实不如说,五四倡导“自由”——“个人自由”意义上的“自由”——更准确。
刘飞跃煽颠案是一场典型的文字狱以言治罪的政治迫害事件。这场政治迫害从一开始就违背我国现行宪法、法律。人权与人道是超越于一切政治与政权之上的,任何一个现代文明的政权都须符合其人道使命,其合法性在于它尊重保障人权、谨守人道底线,维护人道尊严。审判者应当知晓,谁也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特朗普与习近平走向摊牌,当然意味着美中对抗可能全面升级,从而进一步增加全球大动荡的风险,同时,也意味着习近平在国内政治中可能更加不利,甚至有可能提前结束习近平时代。这或许是特朗普敢与习摊牌的计算之一。
儿子已经长大了,他听到我和全秀姐的电话,高兴地从沙发上跳起来,他说:“见到爸爸我可能会害羞,因为我好久好久没见到爸爸了!”儿子还说:“我要带上佳美姐姐(和平的女儿)去见爸爸,我也有爸爸了,不用管和平爸爸叫爸爸了。”
唐荆陵是一名坚定的人权捍卫者,又是一名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从他发起的无数次公民不合作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了一名自由战士坐言起行的领导力与号召力。为着这样的理想,他被囚禁五年,母亲在他入狱期间病故,而妻子则被迫去国别家流亡海外。
维权运动的政治化或非政治化,一直是中国维权运动产生之后内部非常有争论的话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条件下,政治跟法律它根本是纠缠不清的。很多同事朋友在坐牢,但我来到自由的土地上没有受到这些迫害,比较愧疚,同时也有一种失去战场的感觉。对于维权人士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另一中国特色是:在涉及中国的对外关系时,中共官方在处理中美冲突时,对外务实低调,力求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而对内则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通过全力妖魔化美国来煽动民间的反美情绪。被煽动起来的爱国愤青们的弱智中透着精明,已经到了成精的化境了。
人们早就知道中共鼓吹所谓"爱国",是要求"爱党",但是,中共这位总书记,如此坦率地将"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联在一起,毕竟难得。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新时代",要求"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看上去,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相信百年前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都不会想到的是,当中国终于强大的时候,人民却更不自由了。当时中国的文化和知识精英有一种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实际进步很不协调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把中国引上了一条代价极为高昂的激进之路。
中国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几乎成了一种仪式化的活动,今年难免又要大办。选择这个日子清场,在纪念牌前大办“成人礼”,堪与祭孔大典一比。高举“五四旗帜”而阉割“五四精神”,实为当今一大怪象。
百年回首,中国现代化之路特别艰辛。不过,市场经济已不可逆转,中国人的眼睛已经睁开;虽不会一帆风顺,经过长期反复缠斗,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终有一天会成长为中国社会正常运作的规则。请牢牢记住:“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五四”精神在现代中国是一股实实在在的历史潜力。只要政治压力稍松动,便会卷土重来。“六四”之后,“五四”精神已被彻底地镇压了下去。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价值都被视为是“西方的一套”,如果“搬到”中国来,便“非乱不可”。
以《炎黄春秋》为旗帜的中共党内民主派,被认为是“两头真”的群体,李锐先生亦为其中翘楚。我宁可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希望它变成一种社会现象,因为毕竟中间有一段失真了。不幸的是,当下体制内外“两面人”比比皆是,“双重人格”已成社会常态。
讲耀邦精神,就是改正毛泽东所做的事情,耀邦所想的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现在实行的体制实际是毛泽东的体制。东南西北中,工农商学兵,党领导一切。这个体制到现在更加完备了,更加严厉了,现在是需要维护、巩固、深化。
无论成败,郭台铭参选体现了中国台海两岸反民主、反自由的华人精英对世界大势的理解,也体现了他们对坚持和扩张中国创造的新奴役制度的执著和野心。郭参选台湾总统,将试水新奴役制度扩张的能力,也将考验台湾人捍卫自由的意志。
自从习近平成为中共团伙大佬后“学习”一词便有了特殊含义,成为为习造势吹嘘溜须拍马的专用术语,随着习近平专制独裁发展的个人崇拜的需要,越来越带有胁迫强制和运用行政和党权为习造势趋向。
单靠实施普通法,无法保障香港的法治得以维持,那出路在哪里呢?邓桢法官在演词中给予了他的答案:出路不在制度内,而在制度外——法官的角色重要但不是最关键,社会的力量才是。永远不要放弃或低估自己的力量。
习近平认为最新的技术手段已经令他有把握完全控制住局面。通过“学习强国”软件全面操控基层的思想和舆论空间,习正式开启了中国的“冷文革”时代。不过,信息开放环境下的“冷文革”,能催化更多人独立思考和学习,有助于激发中国人最缺乏的政治想象力。
维权运动的发展有四个趋势:一个就是组织化,一个是街头化,一个是政治化,还有一个是国际化。通过互联网,通过自由知识份子和维权人士,再加上整个中国社会的,受到这样一个体制侵害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维权运动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那这个恰恰让中共觉得害怕。
今天中国局势已经回到毛泽东的狂热及其文革重演的闹剧。而这种闹剧正是中国深陷在转型陷阱中的侧影。中国四十年来的改革都是民生层面的改革,而仅仅停留于民生改革,若无民权的保障,一切都是虚幻,改革成果必然得而复失。所以,中国现在急需进入旨在落实民权的改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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