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賢斌還在四川省第三監獄（在大竹縣城）裡服刑，一直在外面為他奔走呼號的朋友歐陽懿就正告我，要我寫點關於我和賢斌的文字。我想我實在寫不出。我和賢斌的相識很簡單，並沒有人們想像的傳奇。1993年11月，我在遂寧中學教書。賢斌從秦城監獄出來了，幫他二嫂看守過店面。我常常去和他二嫂聊天，我們就這樣認識了。
和賢斌說過些什麼呢？現在的我已無從回憶。雖然見證過1989年事件的場景，但對他的經歷，我仍充滿了好奇。遭遇過如此苦難還能樂觀積極的男子，還有什麼苦不能吃呢？我對他有著十二分的好感。雖然他沒有工作，戶口又在城郊的農村，但那時我已經意識到單位和戶口在以後都沒有多大的意義，只要他能養活自己，我就能養活自己和孩子。
我和賢斌交往，始於1994年3月。當時賢斌已經離開遂寧，開始穿梭於遂寧與成都之間，推銷一種叫芒果茶的飲料。我一向疏於對錢財的關注，但看他吃苦耐勞，也就喜在心裡。
大概是5月，賢斌說要到北京去。臨行前，我們在遂寧破舊的街上溜躂了很久。賢斌怕我孤單，提出給我買一台黑白的電視，我拒絕了；他又提出給我買一串金項鏈，我不願意。後來我們想去照張合影來做紀念。可轉了好幾個相館，老闆都不願意接受這樣的生意，我和賢斌只好花35塊錢奢侈一下，照了一套（4張）黑白的婚紗合影。
暑假，二哥全家到北京旅遊，捎去了我的信和送給他的衣衫。後來他們帶回賢斌的信和一盒《似水年華》的磁帶。信中說黃昏時分，他一個人坐在公園裡，聽著遠處傳來的鋼琴曲，思唸著家鄉的親人，是如何地淚流滿面。
9月13日，我們登記結婚。因為賢斌又要匆匆離開，來不及照標準相，我們就把一張黑白婚紗合影貼在了結婚證上。賢斌帶著一張合影到了北京，我守著三張照片呆在遂寧。也許是不堪相思之苦，賢斌也曾有讓我到北京找工作的打算，但後來不了了之。在賢斌母親的催促之下，1995年的1月28日，我們舉行了簡樸的婚禮。想是賢斌從人大學生一下變成監獄囚徒的遭遇，讓他的母親背負了太多的壓力，而今她才有了揚眉吐氣之日。賢斌的母親說，她在婚禮上一直想唱歌。而我那可憐的母親卻一直在流淚，她是在婚禮前夕才得知賢斌全部的情況。我的母親無奈地問：「劉賢斌有幾分田地？」
在遂寧中學繼光樓一樓西側緊鄰男生寢室的那間小屋，我成了賢斌的新娘。我們的新家很簡單：一張24吋的黑白合影掛上了牆，漏光的塑料綠方格紙貼滿了大大的窗戶。如果站在窗前眺望，可以看見院裡的一棵大榕樹、一座青瓦蓋的小亭子和一口古鐘。古鐘早已被人遺棄，幾乎就沒有發出過聲音。婚後的第一天早晨，賢斌孩子似地拿著鐵錘去敲鐘。假期的校園很寧靜，那渾厚古樸的鐘聲悠遠而綿長。
這個生活細節，賢斌在不同的場合多次提起過。我想那是因為小屋和鐘聲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記憶，也是我們不可多得的安寧生活的象徵。
正月初四的晚上，我們和賢斌的同學聚會回來，發現學生寢室的大門沒上鎖，小屋的門已經被打開。房間裡的東西井然有序，但放在書桌裡的兩台相機中的一台不翼而飛。對於這次被盜的蹊蹺之處，賢斌有別樣的理解：小偷的目的在於膠片，而不是財物。這樣，友人陳兵被迫丟失了他的相機，而我和賢斌被迫丟失了關於婚禮的所有記錄。
賢斌已隱約感覺到了些什麼，但這並沒有影響他的心情。我雖有些遺憾，但也無從追究。只是一提那些相片，我常一廂情願地想它們還躺在一個安全的角落，也許某一天會被如數歸還。
婚後賢斌和我呆了多久，我記不清。他總是匆匆而去，突然而回。他一走，我的心就跌入了無底的深淵，沒有他的一點音訊，我的擔心無處傾訴。也許是相聚的日子太少太少，以至於結婚多年之後，看他突然回來，我還會滿懷羞澀，心跳不止。
1995年的夏天，賢斌帶著我去保石中學看望他的好友歐陽懿。那時，歐陽懿已經為人父了。孩子甚小，我和羅老師在家看小孩，歐陽懿就帶著賢斌到當地農民家裡搞調查。調查歸來，賢斌很興奮，揮筆寫了好幾天。
等到公安第一次抄家的時候，我們已經搬到了繼光樓的三樓東側。那是木製的三間屋的房子，還有一個陽台和簡易的廚房廁所。家佈置得簡單而溫馨，賢斌在這裡學會了做飯炒菜。1996年的3、4月，賢斌的出行就沒有以前那麼自由了，他回家的消息很快就會被公安知道，然後被帶去問話。那個時候的問話多少有些劍拔弩張的味道，賢斌不想與他們糾纏，後來乾脆就不回家。我們夫妻的相見變得越來越艱難。5月的一天上午，賢斌的母親過來說賢斌回來了，在她小東街的出租屋裡。我慌慌張張地趕過去，躲躲閃閃地進了母親房屋，看見賢斌坐在破舊的長凳上，削著香桃在等我。
下午，賢斌帶我到遂寧一中隔壁的公園漫步。相對於家來說，偏僻的公園是比較安全的地方。我們依偎在公園的長凳上， 一直坐到黃昏。晚飯吃過「馮水餃」，賢斌帶我到涪江邊上。那時的江邊垃圾滿地，亂石成堆，很少有人行走。我們手拉手在暗淡的燈光下走來走去，一直走到深夜。後來走累了，賢斌才決定進城。我們穿街走巷，好不容易找了一家不需要登記的小旅館住下。
公安好長時間沒有看到賢斌了，他們一定很著急。6月初，我接到父親病危的電報，急急忙忙趕回了仁壽老家。一路上，我發現有個穿戴體面的男子一直跟著我。他跟著我一次次地換車，還會拿出一個黑乎乎的東西（不知道是不是大哥大）躲到一邊去和誰聯繫。我的直覺告訴我他們在找賢斌呢！關於這個人身份的判斷，我後來在嫂子那兒得到了印證。因為不久她就問我：「妹夫出什麼事了？為什麼公安到這兒來打聽他？」
1996年的美洲盃開賽了，賢斌像一隻倦飛的鳥兒回到了家裡。國保聞風而至，賢斌中學時的班主任（學校的副校長）帶著一群人敲開了我家的門。師生在這樣的場合下見面，多少有些尷尬。很快，賢斌就被氣勢洶洶的公安政保處長王延文帶走，另一些人則留在我家翻箱倒櫃。
警察移動了我的床褥！
警察翻亂了我的衣物！
警察打開了我的日記！
警察在閱讀我的文字！
……
他們肆無忌憚地侵犯了我的隱私，我就像第一次被人剝光了衣服扔在大街上，感到從未有過的屈辱！我緊張，憤怒，全身都在發抖。我懷揣著賢斌塞給我的通訊錄，故作鎮靜地在陽台上走動。
第二天，賢斌安全地回來了，而那些記錄了一個女孩十四年的青春與夢想的六大本日記卻被我燒個精光。
1997年5月底，在孩子出生前夕，賢斌暫時結束了他的行程，決定在家裡呆一段時間。看我已經「大腹便便」，步履艱難，他常暗自擔心。一天，我上街閒走，到了二嫂的店面，一時聊得開心，忘了歸家。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6月13日上午，孩子剖腹降生，賢斌喜不自禁。每天，他洗衣做飯，照顧孩子，忙得不亦樂乎。孩子還沒滿月，他說：「我最近要出去一趟，我讓媽過來幫你！」
給我留下一些生活費，賢斌好似無所牽掛地離開了。我不知道他在哪裡，似乎也不用知道。可是那個秋天，等他再次回來的時候，賢斌已經不是我們的賢斌，而是一個肺結核覆發的病人。他嗑血不止，只好住進了醫院。我推著小孩，穿梭於家、菜市場和醫院之間，心中充滿了無限的哀傷。
賢斌是一個堅強的人，但復發的病情讓他脆弱得像一個需要寵愛的孩子。為了支付他的醫藥費和營養費，我絞盡腦汁，四處籌借。後來實在是沒有顏面借錢了，就賤賣了賢斌的母親給我的金戒指——我永遠記得那天自己小心翼翼地走進天上街私人小金鋪時的心酸：「我拿什麼來拯救你，我的愛人？」
那是賢斌第二次患結核病。賢斌的母親心急如焚，她想盡了各種辦法，試用了各種偏方，企圖將病魔趕走。聽說用一種草藥泡洗可以減輕病情，賢斌的母親從幾公里外的仁裡場背了一口大鐵鍋到我家熬草藥水。她節約家裡的生活費，不停地賙濟我們，我們才得以勉強度日。警察也曾到醫院看望賢斌，當然他們的看望是否還有別的意味，就不得而知了。98年的春天，賢斌的病情已經好轉，可以在家靜養了。4月，我們搬到學校大門口的一所房子裡。房子陳舊，但空格很多，可以安排成三居室。這樣，賢斌的父親就能住到我家來，照顧我們達12年之久。
那時，賢斌的父親70歲，身體還算利索，他常用竹車推著孩子四處走走，賢斌也就跟了去。他們常把孩子推到隔壁的川北教育學院。學院有個大花園，花園裡面一年四季都有花開。我一上完課，常常跑到一棵婆娑的桂花樹下去找他們，一家人便在那裡團聚。去的次數多了，那些美好的金桂、檉柳、紫藤便長在了我們的心裡。賢斌出獄後不止一次地告訴孩子他曾帶她去看花開聽鳥叫，可在13歲的少女那裡，怎會有父女相依的溫馨記憶？
賢斌的身體還沒完全康復，但他還是有些等不及了。夏天一過，賢斌就到了成都。不久，他從家裡帶走了床單、棉被等日常用品，似乎是要長住下去。孩子幼小，需要人疼愛，我加倍努力試圖彌補缺失的父愛，並在她的成長中感受到了快樂。
12月，賢斌興高采烈地回來了，並帶回一台傳真機。傳真機要和電話連通，才可以用來向通話的對方傳輸文件。為此，家裡才裝上了電話：0825—2248222。
賢斌難以抑制自己對傳真機的熱情，他足不出戶，終日忙忙碌碌。而周圍的氣氛似乎異常緊張：王警官的脾氣越來越大，警察抄家的次數也越來越多，他被傳喚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往往一去就是48小時。後來，警察的車沒日沒夜地停在樓下，我們在三樓也能聽到它的轟鳴聲。賢斌的行動受到了限制，他呆在家裡，沒辦法把寫好的文章打印出來傳真。
一天，我去買菜。賢斌把他的文稿給了我。我找了家偏僻的小店，把它們打印出來，裝在買菜的布袋裡提回了家。賢斌的文字繼續不斷地傳真出去，國保感到奇怪，就跟蹤了我，並扣押了小店老闆的打印機和複印機。我被帶到公安局，第一次受到警察的盤問。
對於警察無休止的騷擾，賢斌十分氣憤，他帶著孩子到遂寧市公安局抗議。12月19日，在公安局大門口，因賢斌拒絕接受傳訊，氣急敗壞的王延文就指使手下的幾名警察暴力拉扯，以致撕破了他的衣袖。
1999年的1月，氣氛似乎有些緩和，賢斌又離開了遂寧。寒假一到，賢斌的父親就回到仁裡老家，忙著準備年貨。我和孩子相依為伴，盼著賢斌早日歸來。雖然家裡已經安裝了電話，但賢斌很謹慎，他的電話從不曾為我們母女響起。直到春節前兩天，歐陽懿說賢斌出事了，他被關進了北京的收容所，我忐忑不安的心才落了地。
1999年，我和孩子過了一個殘缺的春節，但我沒想到這種殘缺只是一個開始，它將一直延續到2008年。
1999年的6月13日，孩子滿兩歲了，我們照了張全家福，這是我們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張滿載幸福和快樂的照片。20日，在女兒的生日宴後，賢斌抱著孩子合影，但誰也不會想到這將成為他今生的懷抱溫暖過孩子的唯一證明。7月7日，警察闖進家門，簡陋的家頓時狼藉滿地。孩子幼小，無甚驚恐。賢斌被帶走時，緊緊地擁抱了一下孩子，就像以前每次離家和我的永別（他總是在告別，但對我而言，他每一次的告別都是永別）。8月6日，賢斌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13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9月3日，他被送到了四川省第三監獄（在大竹縣城）。
大竹原本是川東的一座小城，是我不曾到過的地方。但在漫長的十年中，我和我的孩子一次次擠火車乘大巴在崎嶇的山路上狂奔。因為山高路險，大巴車開得險象環生，每次我都是緊緊地抱著孩子猶如去奔赴死亡的約會。
為了轉移緊張的心情，我和孩子看山，看樹，看冒著白煙的山坡。只有大巴車駛過長滿麻桿的九龍山腳，我懸著的心才能放下來。在那個偏僻的山中小縣城，我們住過8元的旅館，吃過最簡單的飯菜，我和賢斌的母親及孩子相依為命。我對監獄的印象來自1995年的那個夏天，好友陳衛從北京被轉送到四川省第一監獄（在南充市高坪區），我和賢斌去看他。在一個類似大食堂的屋子裡，隔著一個鋪滿白瓷磚的長檯，賢斌和陳衛抽著香煙握手言談。從此，我以為在中國的監獄裡犯人和他的親人都是可以握手言談的。
見賢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穿過兩道大門，經過繁瑣的程序，才能在一間滿是監視的眼睛的房間裡見到他。當歐美電影中探監的場景真實地出現在面前，我才明白讓孩子和賢斌在獄中共度春節的想法是多麼幼稚和天真。在三樓一個不太大的房間裡，有一個用防彈玻璃隔出的長方形空間。每次，賢斌滿臉微笑從玻璃罩的那頭走過來，坐在我們的對面。雖然是面對面，我們卻感受不到對方的氣息，只能在電話裡閒聊半個小時。
有一年的春節，我帶著幾個侄子去看賢斌。那年運氣特好，居然被允許和他吃一頓火鍋。我和賢斌挨著坐了一個多小時，居然不敢去拉一下對方的手。孩子7歲那年，她歡天喜地地跑進玻璃罩擁抱了賢斌，然後對我做了一個鬼臉：「媽媽，你們倆也擁抱一下吧！」我和賢斌遲疑地站在兩邊的門口，不約而同地望了一眼管教幹部，好不容易邁出一步，完成了夫妻間的十年一抱。
賢斌是一個內斂的人，在信中卻柔情萬種。他不停地教育孩子，給孩子畫畫、講故事。而我自從知道第一讀信人不是他，信就變成了公式化的文字。我總是向他匯報家人的情況，極少流露出我的悲傷——我不想讓公安和獄政科的人在我的悲傷中狂歡。但我的有些文字是傷感的，而賢斌居然看不出，以至於後來我說寫信時總要淚流滿面，他甚為驚訝。
大概是2001年，賢斌來信說長胖了。我有些擔心他的病身（ 肺結核並未痊癒），就提醒他注意是不是浮腫，順帶提及50年代的全國大饑荒。結果在下一次的探望中，獄政科的一個像模像樣的人拿著我的信指責說：「你還是老師，怎麼能這樣說呢？什麼叫全國一片腫啊？」我毫不退讓，和他大聲爭吵起來。
2005年以後，我的信更多地變成了對照片的解說。我開始習慣用照片和賢斌交流，比如郊外一隻翻飛的紅蜻蜓、孩子的長笛演出和家人春節的聚會，我希望賢斌能在我的照片中直觀地感受自然和生活，從而用靈魂走近我們。
賢斌在獄中了，我以為生活會從此平靜：他將不再漂泊無期衣食無著，而我和孩子也將免受驚嚇與傷害，不在惆悵與無助中度日。
謝軍大姐（黃曉敏的前妻）和羅碧珍老師（歐陽懿的妻子）曾說過她們的孩子如何在驚恐中看著公安翻箱倒櫃然後把父親帶走，我慶幸我的孩子還幼小，不曾懂得恐懼和傷害。我安享暴風雨之後的這種寧靜，並在寧靜中生出些幸福的感覺來。
賢斌的朋友偶爾會來看望，走時會留下一些關於賢斌的文稿。我忙著照顧兩歲的孩子和那養家的工作，也無心細細欣賞。
但「六四」前後，我還會被怒目圓睜的公安人員鄭大雙帶到學校的保衛科去詢問。有時是咄咄逼人，有時是好言相勸。也許是我對賢斌的不離不棄讓他們失望了，他們曾威脅說要弄我到鄉村小學去教書。其實，我都做好了回家種田的準備，這些威脅對我沒有一點殺傷力。
2001年5月28日的晚上（賢斌已入獄快兩年了），鄭大雙帶著大隊人馬突然敲開了我家的門。說是賢斌在獄中有違法行為，需要抄家協助調查。警察再次翻閱了我家的每一個角落，最後只找到歐陽懿和火戈的幾篇文學味特濃的文章，還有張先生（很遺憾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寫的一封信。他們如獲至寶，就把我帶到學校的行政辦公室，詢問至深夜。
張先生是荷蘭人，年輕的時候被劃成右派。出於同情，2000年的春節他在信中夾寄了100美元和40荷蘭幣作為孩子的壓歲錢。信是用繁體字寫的，內容一清二楚。但警察在這封信上糾纏了很久，似乎想從裡面挖出什麼東西來。看他們小題大做的樣子，實在是很滑稽。但我不想陪他們玩這種把戲，就說孩子需要我照顧，我要回家。他們就利用我的弱點，威脅說：「你說不清楚就別想回家！」在他們面前我永遠都說不清楚！我把心一橫拒絕說話了。他們沒辦法，就開車帶我到北門一個較遠的地方，把我關進了一間屋子。
那屋是在二樓，裡面有幾架雙層的鐵床，很像學生寢室。只是空蕩蕩的，似乎無人住過。我藉著燈光打量，才發現中間那架床的上鋪有一棕墊。我爬上床，和衣而睡。
第二天早晨，「吃飯了！」的吆喝聲把我叫醒，我看到一個老頭從房間的小窗口推進來一碗稀飯。吃過早飯，我朝窗外看過去，能看到一棵大樹綠幽幽的樹梢。老頭在長廊上來回兩次，也許是看我太像正派人，就找了本雜誌給我打發時間。到了下午5點，一個胖胖的女人把門打開了。在她的辦公室，我補填了一些登記手續。她敷衍地問我對昨天的問題還有沒有什麼補充之後，就讓我回了家。
在這個世界上被蒸發了24個小時，除了賢斌的父親和孩子，其他的人一無所知。等我和陳衛聯繫上的時候，他說：「我也剛從戒毒所被放出來！」原來我們是關在同一個地方，只是他在一樓而已。我問： 「你中午吃的什麼菜？ 」「土豆！」說完，我們倆放聲大笑。
1999年的年底，在川北教育學院外面的廣場上，公安機關搞了一個大型的圖片成就展。聽說賢斌被審判的照片就掛在裡面，我沒去看。我的丈夫被判刑的消息慢慢在社會上流傳。我和孩子成了可憐的人，我也成了有些人躲閃的對象。在那樣的年代，如果你還想陞官發財，和我這樣背景的人交往是危險的。
為了讓仁壽老家的親朋好友過上安寧的生活，我幾乎和他們斷了聯繫。我的母親是在2005年底才知道賢斌被捕入獄的事，那時賢斌已經在獄中熬過了6個春秋。因害怕陳衛的母親一夜白頭的悲劇重演，我把母親帶到川北教育學院的花園裡，先告訴她賢斌獲獎的消息以及獲得的獎金，然後告訴她賢斌判刑的具體情況以及我現在的處境是如何之好。一字不識的老母親如釋重負，似乎能理解發生的一切。她顯得那麼年輕那麼恬靜那麼智慧，讓我覺得多年的擔心純屬杞人憂天。
可一連好幾天，母親總躲在廚房裡落淚。孩子不滿8歲，但已經懂得安慰別人：「外婆，你不要哭。我爸爸在裡面教書，他好得很！」雖然極少得到來自我老家親人的關懷與照顧，但我和孩子還是幸運的。2000年的「六一」兒童節，一位退休的右派教師悄悄來到我家門口，送給三歲的孩子一袋李子和娃哈哈。我的一對朋友，他們夫婦帶著孩子常來我家走動，多年來對我的孩子呵護有加，形同己出。鹽市街診所的一個女醫生，有著悲憫的情懷，每次給我的孩子看病，她總是細心安撫，不收或少收藥費。陳衛的母親，毅然取出放在股市裡的養老金，借給我買下百盛家園的房子。而遠在重慶的鄧煥武老先生，多次登門看望我和孩子，並借給我房屋的簡裝費，讓我能在2002年的9月安頓好一個新家。雖然賢斌不能回家，但在百盛家園的生活是簡單而幸福的。
2002年的6月25日國保再次傳喚了我，但在以後的6年裡，公安好像忘記（其實他們一直蠢蠢欲動）了我的存在，不曾到家打擾我。只有兩次（一次是重慶警方來調查肖雪慧是否為我送過美元；另一次是遂寧警方要求我在奧運期間不能離開遂寧）把我叫到學校的行政辦公室，要麼詢問，要麼警告。我安心工作，攢錢養家；孩子健康成長，學業優秀。
2002年12月5日，歐陽懿被成都警方帶走，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2年。羅碧珍老師很悲傷，而我卻無從安慰她。因為在當今的中國，每一個異見人士的妻子都有可能面對這樣的命運，我不知道我們的哭泣能改變多少現實。
與賢斌的漫漫刑期相比，歐陽的這2年似彈指一揮間。2004年的12月4日上午，歐陽被獄警送回遂寧老家，與去成都迎接的羅老師錯過，保石派出所的人只好把他送進城裡。在和平路的橋頭，我和孔傑（歐陽懿的同學）終於見到了他。
兩年的牢獄，讓歐陽懿還是有了好些變化。當他單薄的身軀從對面穿過來，我竟看到了多年以後賢斌的無助與蒼涼。在夢裡，我見過賢斌回家的無數種方式。最初，總是我去探監劫獄，助他虎口脫險；後來，變成了賢斌笑眯眯地回來，挎著包，風塵僕僕的樣子；再後來，只能聽到他提前回家的消息，但總是見不到身影：我想我的夢由希望到絕望而最終陷入了渺茫之中。
2008年9月，賢斌在信中告訴我刑滿的具體日期，但我沒有人們想像的那般喜悅。對於我和他來說，自由顯得是多麼奢侈！賢斌用了10年的時間離開我，那我們又需要多少時間才能走近對方呢？我不忍見到他的無助與蒼涼，難道他就忍心看我似鹽鹼地般的堅硬？記得一段描寫俄羅斯異見人士妻子的文字，說她的臉上再也看不出快樂和悲傷。我想我也終將變成那個麻木的老婦人，因為從2008年11月6日到2010年6月28日，只有1年零7個月又22天的時間，我和賢斌還在走向對方的路上。
後記：鑑於篇幅的原因，有些關懷與幫助難以細說，故在文中隱去。十五年來，我所經歷的一切，也是中國那些異見人士的妻子已經、正在或將要經歷的，謹以此文獻給那些曾經是、正是或將是異見人士妻子的女人們！
2010年7月14日——8月10日寫於百盛家園
轉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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