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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杰荣:中美建交40年美国是否失策 谁是最大的赢家?

2019年01月14日

喜气洋洋的2019年刚开始,台湾总统蔡英文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中,提醒世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40年后,当年影响正常化的台湾问题,至今仍然是未解决的潜在爆发问题。蔡英文总统坚决断言,台湾要保持自由民主体制,以对等方式与中国交涉,习近平主席则坚决断言,维护国家主权决心不变,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中美建交40年,到底带来了什么后果?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后,北京和华盛顿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令两个“输家”出现。最为明显的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内战从大陆逃到台湾,即使蒋介石在1975年离世,台湾仍然实行独裁统治。第二个最大输家是苏联,当时苏联忧虑中美和解会对其不利,改变西方国家对抗莫斯科的势力平衡,最终也真的有所改变。

许多在台湾的人,当时十分担心中美关系正常化,会令他们被中共吞并,当中很多人正是为了逃避中共政府而到台湾。但后来,台湾成为了明显的赢家。他们起初在国民党治下被打压,蒋介石实行列宁主义式独裁,严苛地压在民众身上,但如今,他们有全球最有活力、最成功的民主选出的政府,除了拥有法治、愈来愈保障人权,也促进了其经济及社会发展。当然,他们仍在面对中国的威胁和压力,中国在邓小平40年前才刚开始恢复国力下,现在已是一大国。在台湾的努力、美国的《台湾关系法》以及其他国家非正式支持下,台湾的人现在过得比1979年时更好,否则,他们可能仍然被蒋家国民党所统治,而非在1980年代末开始发生连串事件,令政党现在需要在更趋民主的社会中竞争。

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共无疑是最大的赢家,最快见效的好处,是北京在与苏联产生忧虑的争端中得到更大的支持。而更为重要的是,从长线来看,是支持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些政策开展的时机,正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前一段不久的时间。虽然日本、其他欧洲大国、联合国或一些国际组织,在没有美国支持下,也可能推进中国现代化,但程度不一样,中美关系正常化真的开启了北京与世界合作的洪闸,刺激中国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其政治、外交和军事实力也有很大的增长。

我们应该怎样去评估美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的得失?这如今成为美国,以至其他地方的一个新兴争议话题。许多精明的评论者谴责美国过去40年与中国互动,形容是灾难性错误,有人认为“中国是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失败”,美国协助了中国成为自己的对手,让其挑战自己在二战后建立的霸权地位。一些人声称,虽然在1970年代关系正常化看似是合理的一步,但其结果却造成了一个对美国利益而充满危险的当代威胁,要维持世界和平,便要有新政策,专门用作压制中国实力扩张。正如一位备受尊敬而清醒的前加拿大驻华大使最近所言,“中国是愈来愈不负责任的强权和伙伴,只有方便时才会假装跟从国际规范”。

要重申当年关系正常化的智慧——我必须指出,我是美国在1966至1978年间致力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其中一分子,在建立外交关系后首两年半,我住在中国,带领美国学术及专业人士一同协助建立可信的法律系统,以解决文化大革命后的混乱。

要评估关系正常化的成功与后果——我们要视乎当时有没有其他存在的方案。1971年,美国终于不能够阻止中共加入联合国,长达逾20年的政策失败了。到1970年代末,邓小平要开放自己国家的合作和改革,成为国际政治中一股强大的洪流,对邓的决定有正面评价,如果我们当时选择抗拒这股洪流,同样可能会失败。邓小平的新政策适合当年中国发展,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无美国的参与,也有很大机会能够成功。如果美国选择不参与中国的新政策,但中国又成功了,美国在亚洲便会被孤立,或会失去一些机会和责任,最终在中国崛起下,还是要决定放弃已没甚作用的对抗政策。

如果美国拒绝参与,而邓小平失败了,那么这场失败也会成为持续中国对美国怀抱敌意重要的一部分,结果可能令长期受苦的中国人民再次陷入混乱之中;另一方面,中国再次对世界及美国实行强硬的对抗政策。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正常化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有得来不易但相对稳定的和平,否则我们可能面对比今天更严峻的危机。

当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由时任总统尼克松启动,但没有完成;后由里根和卡特接任,卡特在关系正常化完成过程中,未被认为有很大的功劳。他近期的文章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经济融合,令两国成为“世界繁荣的发动机”。而包括我在内,很多1972年便认识中国的人,或是现在熟悉中国的人也会认为,关系正常化为中国人民带来经济及社会福利上有巨大改善的机会。尽管,他们仍然在极为独裁的体制下生活,无论在中国内外的人均想看到,中国除了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外,也有政治上的改善,但事实仍然打击了他们的希望。

要评估40年前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如其他政策一样,不能够预期它能确保未来的结果。未来一直在变,有不同的可能性。

中国现在果敢的外交政策,及针对其国内令人沮丧的打压,未必是正常化下的必然结果。如果历史把事件推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如果在1980年代,中共领导人倾向自由派及进步力量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能够与其他领袖保持关系,可能可以更有技巧地应付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又如果,邓小平在1989年6月4日,决定不用武力镇压大型示威;又如果,总理朱镕基成功带领中国加入世贸后,又成为一个在党内拥有全权的开明领袖?

人民对习近平极度的权力垄断愈来愈不满,既伤害了中国,也对外国造成影响,或许如此,中国可能因此走向更自由化及多元化的方向。我在1968年撰写了有关中國刑事司法的书籍,当时正是文革的高峰,我当时提出,毛泽东在他国家引发持续的悲剧,最终会启发起一些回应,促进中国人民及世界有更好的日子,结果也是这样。无论有没有任期限制,习近平也不会永久执政,虽然世事无绝对,但中国国内及国际政治,包括中美关系,好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善。

当习近平政权正向自由派国际秩序构成重大战略挑战,作为过渡期,美国对其他民主国家必须调整政策,但同时不能过度反应,造成不明智的风险,威胁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成果和40年的进展,以及其国际关系。我们不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Throw out the baby with the bath,意旨不分良莠,好坏一起丢)。

孔杰荣(Jerome A. Cohen)美国纽约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转自BBC(2019-00-0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52期,2019年1月4日—2019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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